清·万承纪《吴荣光像》，纸本设色，167.5厘米×49.9厘米，为绘吴荣光泰山纪游之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晚号石云山人、拜经老人，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编修擢御史，道光中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后坐事降为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年（1840）致仕。吴荣光于书画、金石、碑帖皆蔚为大家，著有《辛丑销夏记》、《筠清馆金石文字》、《筠清馆金文》，刻有《筠清馆法帖》等，为后世学界、收藏界留下了宝贵的赏鉴精审之作。而其艺术、学术成就背后的支撑，是其长达50年的收藏人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刘墉像
广阔的交游
在43年的官宦生涯中，吴荣光足遍京、津、豫、苏、浙、皖、赣、陕、黔、闽、湘、鄂等地，行万里路，广交天下朋友，结识了许多书画界、鉴藏界的知名人物，或翰墨时望，如刘墉(1719-1804)、陈崇本(1730-？)、翁方纲（1733-1818）、蔡之定（1745-1830）等；或风韵名流，如成亲王永瑆（1752-1823）、阮元(1764-1849)、李宗瀚(1770-1832)、张岳崧（1773-1842）；或同乡同好，如谢兰生（1760-1831）、叶梦龙（1775-1832）、潘正炜等人；或少年才俊，如罗天池（1805-？）、伍元蕙（1824-1865）等人，他们或雅集聚会、品评优劣，或赏奇析疑、砥砺学问，或吟诗作画、感叹人生，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文化交游网络。与此同时，伴随着吴荣光多次回乡，南海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吴荣光、叶梦龙为核心的艺术、收藏文化圈，对广东地域收藏文化的兴起、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翁方纲像
一段鉴藏轶事
道光二年（1821），吴荣光在其《云石山人文集》中，谈到了与刘墉、翁方纲交往的一段鉴藏轶事：
当年吴荣光在京，“得侍刘文清公（刘墉）及覃溪老人（翁方纲）”，评论书画，互相疑难。一日，吴荣光以《蔡元长送郝元明使秦诗》卷请刘墉鉴定，刘墉认为此卷有江湖气，非真迹。吴荣光请刘墉把此卷留下来详细再看。翌日，刘墉持卷授吴荣光，曰：“果是真迹，已跋之矣。”又有一次，翁方纲和吴荣光谈论起李春湖学士所藏虞永光夫子庙堂碑，翁方纲认为“近拓王节度覆本兆庶乐推等字，已缺漏矣。”吴荣光则认为“此唐拓残缺，以近拓搀补耳，请再审之。”
翌日，翁方纲经过细审，同意了吴荣光的看法，“覆勘定为唐拓”。
吴荣光受益于与刘墉、翁方纲、阮元、永瑆等时贤名宿的翰墨交往，前辈们对吴氏的提携与帮助不言而喻。这种亦师亦友的传授与交流，极大地提升了吴荣光鉴赏水平。
而后来随着仕途的不断升迁，吴荣光中年后交游圈更为扩大，一个相对宽泛的古书画鉴藏活动网络随之铺陈开去。
阮元像吴荣光师从阮元
收藏心态：信缘随缘，而不夺人所爱
道光辛丑（1841）五月廿八日，几近古稀之年的吴荣光受潘正炜之邀在鹤露轩鉴赏明代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有感于翰墨因缘聚散无常，于跋中写道：
香光起为湖广提学之后未擢太常之前，而铭心绝品书画散易殆尽，云烟过眼当作如是观，……大抵翰墨久暂有定，亦视夫人之缘法深浅也。
此番论述也道出了吴荣光鉴藏生活的心声。虽然，吴荣光多年来一直竭尽全力从事古书画收藏活动，有时甚至“累心”（见《辛丑消夏记》），但他从未抱有永占书画藏品的态度，而以豁达超迈的乐观心态视之为“云烟过眼”，常将自己的藏品看作为一种得于“翰墨因缘”的幸运之物。辛丑（1841）四月十六日，吴荣光整理自己的藏品，题跋了五代张戡《人马图》轴：
此帧余以嘉庆庚午南旋见于书画肆中，越十余年，道光乙酉四月归省得之，迢迢岭海，竟无真鉴，殊自幸墨缘之不浅也！
吴荣光雅好书画但从不觊觎别人的收藏，戊子（1828）冬月，潘正炜可能出于吴荣光藏有五代周文矩作品之考虑，决定相赠所藏明代顾云臣《拟周文矩红线图》，吴荣光并未夺人之爱，“谢而还之”：
戊子（1828）冬月，季彤观察以此帧见遗，予素不欲人割爱，谢而还之。
可见，吴荣光不是一个耽于收藏之人，不会产生贪念。这种心态，对收藏家来说，可谓比较实在。
吴荣光书画著作《辛丑销夏记》
鉴藏趣味：不屑收藏“狂怪”作品
吴荣光一生好文物，以文人官吏的身份从事古书画收藏几近50年，不遗余力，他从流散于世的真膺书画中，甄别遴选、擘利求索、披沙沥金，收藏了一批古代书画力作，上至晋人名帖，下至明清字画，以及古代金石鼎彝拓片等，琳琅满目。
道光辛丑（1841），吴荣光告老还乡，过起了悠闲的乡绅生活，着手整理自己的藏品，仿高士奇（1645-1704）《江村销夏录》体例，以人物为纲，以时代为次，收录家藏或寓目自东晋王羲之至明末倪元璐等人书画名迹151种，著成《辛丑销夏记》5卷，详细介绍作品内容、前人评论、真迹题跋、鉴藏印记、递藏过程，时有吴荣光评论、考证之按语，或记述流传原委，或辨正前人记载之误，所采既详备，考证亦精审，一直被学界所称道，难怪余绍宋（1883-1949）感慨：“是书体例虽仿自江村，而精审过之；所附跋语考证，至为确当，偶附题咏亦无泛词，可谓青出于蓝矣”。
不难发现，吴荣光的书画收藏基本取向于宋元名家作品和明初吴门四家，其藏品跨度所强调的收藏风格一定程度代表了清代中期文人精英的整体收藏趣味和偏好。清初以来，宋元书画是古书画鉴藏家们的首选目标，斋中有无宋元画，被认为是区别大藏家与小藏家的标准之一。
吴荣光书画著作《辛丑销夏记》
作为一个正统文人，吴荣光对受明代中后期“心学”影响而兴起的“狂怪”风格的书画作品几乎不屑一顾，尝论书云：“兰亭已退笔，正谓防痛快；下至张与颜，犹然二王派；戈磔虽小异，古法未逾界；作俑如周越，流毒甚蜂萤；徒恃血气勇，胜人若樊哙；莽莽至元明，纷纷逞狂怪。”在吴荣光眼里，“剑拔弩张之形”乃是“流毒”，不宜学习，晋唐人乃是正道。而且，他对明末董其昌倡导的“以禅语悟书画”理论颇有微词，尽管他十分佩服董氏才华：
香光以禅语悟书画，有顿证而无渐修，颇开后学流弊，然其绝顶聪明，不可企及。
吴荣光内心十分抵触晚明以来的心学末流和禅学弊端，一直坚守正统的儒学信条，因此作用于书画收藏上，“明初浙派”和以徐渭以来的明末狂怪风格的书画作品绝少见于吴荣光的视野。在他看来，吴门画派以来的文人画才是中国绘画的正道。这种书画观念贯穿于吴荣光一生的古书画鉴藏和书画创作活动。
吴荣光手订年谱
综上所述，吴荣光的书画收藏理念是:其一，大力搜集宋元书画珍品，尽量是名家名迹，佚名藏品也未尚不可；其二，较为重视吴门画派以来的明代南宗文人画体系的书画作品，风格多以“虚和朗润”（有时称“虚和宛朗”）为主，狂怪野逸类不在收藏之列。相对而言，吴荣光的收藏标准，是比较严格的。
吴荣光的书名和鉴赏能力早已为书画界所熟知，但其藏书之丰却鲜有人提。其实他在为宦之余，最喜藏书。
自二十七岁进京入翰林院到四十六岁赴陕西为官，二十年间藏书达八千册，如果不是期间被革职后为生计而挥泪卖书，或许数量还不止于此。其后他因出京为官，携书不便，又将常见书籍分送好友，图书藏有量又随之减少。但对于爱书人来说，数量的减少只会激发他购书的欲望。在此后的岁月中，宦途顺遂的吴荣光在闲暇之时便访碑寻书，期间虽将二千余册图书赠予福州凤池书院，但藏书的增长趋势已与他的官位成了正比。到五十三岁时，吴荣光的藏书量已达两万册。为保存这些图书，他特在佛山故宅旁购地建楼，并因藏书中有皇帝所赐而命名“赐书楼”。
吴荣光到六十八岁致仕，从建楼到致仕这期间的购书量虽然无从查考，但想必也不会少。致仕后的吴荣光恢复了读书人的本色，在年老体衰之时，依然手不释卷，一心向学。他考订《历代名人年谱》、编辑《周礼》、《诗经》读本，整理自己的诗文集，所参考凭借的正是他那几万册图书。
吴荣光在当年建楼藏书时，或许想着他的子孙会在这些图书的熏陶下延续自己读书入仕的道路，但不想他的家族却随着他的去世也与清朝的国运一样，开始走向没落。他的两个儿子尚忠、尚志才俱平庸，无法走科举正途，只能以捐官入仕。父亲在时，虽有荫护，但也只是候补小吏。父亲过世，其仕途情况可想而知。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吴荣光的故宅大树堂（当然包括赐书楼）已被子孙拆卸卖光，时人过此，只见瓦砾遍地，一片荒凉。而他的书画图书除部分被其侄孙吴荃选购得外，大部分散佚殆尽。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所载，吴氏筠清馆字画被上海书贾程秉铨等，到佛山贩卖殆尽，可见吴荣光的一生辛苦所聚，最终还是流落于沪上，沦落于天涯。
吴荣光的藏书聚散虽只是他个人的悲哀，其实也是中国藏书史的缩影。无论是家法谨严的天一阁，还是显赫一时的皕宋楼，最终都逃不过天灾人祸，散佚殆尽的命运。因此，当现在古籍收藏愈发火热时，我们的藏书家们在“聚”的同时一定要想到“散”，最好如比尔·盖茨在资产还在不断增长时就为身后财产做好了安排。因为一切身外之物聚散终有时，与其留给后人糟蹋和争夺，不如自己妥善处置。当然，世上如此豁达之人恐怕不多，笔者说此也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聊供大家参考或一笑罢了！（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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